由于交通便捷，周邊布滿大公司，北京東三環雙井地鐵站附近的一家求職公寓吸引了不少來京求職的大學生。求職公寓的日租價從15元到60元不等，月租金在400元至700元之間。王偉偉/CFP
對許多來北京打拼的大學畢業生來說，“大學生求職公寓”里的一張床鋪可能是他們開始的地方。
這是“專門為來北京求職、在京工作的大學生提供住宿的家庭式公寓，地處繁華地帶，交通便利”。一家大學生求職公寓的官方網站上這樣介紹。這類求職公寓大部分由商品房改造而成，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能放下20多張上下鋪，還有的隔斷出租。
求職公寓集中在中關村、建國門、崇文門和雙井地鐵站這些地標建筑附近的小區里，尤以雙井地鐵站附近最為密集，僅百環家園、九龍花園等小區周邊，就有50多家。
公寓最大的優勢是價格，月租400～900元不等。部分也以天計價，每個床位最低的每日15元，最高的40元，有女生公寓、男生公寓和混住公寓。對于尚在實習或剛畢業的大學生來說，他們很難在北京找到比這更便宜的宿舍了。據前述公寓的官網介紹，該公寓已接待了近5000人。
100平方米的公寓住20個人，陽臺上也擺著一張床
考研失利后，畢業于徐州醫學院的趙蔚在網上找到一份房產中介的工作，只身一人來到北京。第二天，經同事介紹，她住進了東二環附近某小區的求職公寓。
趙蔚上一次來北京是大二時來旅游。那時她覺得北京“又大又好”。到北京工作后，她總是覺得“新鮮有沖勁”。每天早上8點左右，趙蔚和她的同事出門步行一條街的距離，便可到達上班的地點。
求職公寓所在的小區環境不錯，干凈衛生。每天清晨或傍晚，都會有人在樓下的園子里鍛煉身體。小區4個門都有保安把守，門口貼著“禁止園區穿越”告示。
小區內主要為16層高的電梯商品房，出入須打開密碼鎖。趙蔚所住的求職公寓就在其中一幢里。住在求職公寓里的租戶會刻意保持與其他住戶的距離，“碰到了也不會打招呼，就怕被別人知道是群租，然后舉報我們”。
公寓是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102平方米。趙蔚住在衛生間旁的4人間，內有兩張上下鋪，顯得擁擠不堪。向著廚房的是一個6人間，目前住了5個女生。最寬敞明亮的是客廳，擺了5張上下鋪，共10張床，現在住了8個人。
小區周邊商圈環繞，且離地鐵站公交站都很近，作為房地產中介，趙蔚深知附近的房價之高。“我住的這套公寓七八百萬元，”趙蔚說，“每個月800元的房租，其實還是很劃算的。”
趙蔚所在的4人間里目前住了3個人，她、一位50歲左右的外地阿姨，還有正在北京實習的張羽。屋里除了床，還擺著一個五層的置物架，窗邊、床底下摞著一個個大紙箱，“大家都用它來放東西”。唯一的裝飾是窗戶旁掛著的一盆吊蘭，同屋的阿姨會定期給它澆水。
屋里放著一個公用的塑料凳子，地板早已由原本的黃色褪為褐色。每天早晚會有一個保潔來公寓清理衛生，但4人間的阿姨并不愿意保潔進這個屋里，“那公用的拖把多臟啊，何況她還要打掃那么多家，哪能打掃干凈，我倒寧愿自己打掃。”
這里的床鋪都是典型的1.2米寬的宿舍上下鋪，床頭床尾都掛滿了衣服，“沒辦法，衣服太多了，又沒有柜子，只能找地方掛起來了”。張羽將洗后的衣服也掛在床沿。她說：“陽臺每天都掛滿了衣服，我只能把衣服都掛在這里，根本曬不到太陽。”
趙蔚住上鋪，她常在床上吃零食，還在床頭掛了一個塑料袋，“休息的時候就不想下床，垃圾就都扔這了”。
相對于客廳的上鋪每月700元、下鋪每月750元，4人間和6人間要貴些：上鋪月租800元，下鋪850元。“如果一次交三個月的房租，可以讓房東給你優惠，大概能抹去150塊。”
盡管離單位近，不用起特別早，但趙蔚每天工作12個小時。有時為了幫客戶過戶，還得凌晨3點起床和同事騎自行車去房管局排隊。
趙蔚的同事萬琳住在求職公寓的客廳。她畢業于山西一所普通高校的會計專業，原本通過考研大關的她有讀研究生的機會，當學校研究生招生辦給她打來復試通知的電話時，“因為家里連1萬元的學費都拿不出來”，萬琳最終還是選擇了回絕。“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能上研究生，我也不想給家里增加經濟負擔，就算讀了研究生，也還是要出來步入社會的”。
放棄讀研后，萬琳開始給各大單位投遞簡歷。她最想去的是太原某家企業，“在那里可以從事我的專業”，但對方告知必須要有出納證才可應聘上崗，“即便我有會計從業資格證、人力資源等各種證書，也還是沒用”。
距搬離學校宿舍還有10天的時候，萬琳通過校園招聘找到了北京這份房產中介的工作。“一開始也沒想到自己會干房地產，”萬琳說，“一方面是我的無奈，怕自己無處可去，另一方面也是想在北京‘掙快錢’。”
萬琳買了一張學生票，兜里揣著300塊錢上了火車，上車后卻被乘務員告知不支持該區間，要求她補90元票價。“我真不愿意把錢給她，給了她我在北京吃什么住什么？我什么都沒有了。”萬琳說。當時，在同一節車廂里，一位站在列車過道上婦女因被要求補票哭，“看見她哭我也哭了”，或許是于心不忍，最后乘務員只讓萬琳補了30元票價。
萬琳比趙蔚早來北京一個月，來北京的第一天，同事幫她在這個小區找了一間求職公寓，“我挑最便宜700元床位住，但這個價格還是比我預想的高”，她向同事借錢交了第一個月的房租。
萬琳和趙蔚難得休息，就連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也可能接到突發任務。“我對現在很滿足，每天有事做就行，我不想讓自己太碌碌無為了。”萬琳說。
來北京做調研的王蕊和李倩曾經在雙井附近的一間求職公寓住過。那是一個兩室一廳一廚一衛，一進門便可看到客廳兩壁上下鋪一個接一個整齊地擺放著；不到13平方米的房間，擺著3個上下鋪；就連衛生間與廚房的過道里，也擺著一個上下鋪。過道另一邊，放著一個柜子，這是租客鎖貴重東西的“保險柜”，每個人一小格，能放下一個書包。
“逼仄”，是她們進屋里想到的第一個詞。在王蕊看來，最為夸張的是，陽臺擺著一張單人床，單人床上方不到50厘米處則掛滿了衣服。但這張床不常有人睡，王蕊來的第一天沒有床位，就在那里睡了一晚，“有時候一個翻身就能夠著上方的衣服。”
李倩的下鋪是一個大學畢業后來北京已兩年的女生，她在一家私人教育機構教英語。周末休息的時候，這個女生哪里也不去，打開電腦看視頻，甚至吃飯都在床上。
住在這里的人生活里充滿緊張
住這類公寓的有像趙蔚一樣大學畢業后做著房產中介的工作，拿著剛入職3000元左右的工資；有大學畢業后來北京做導游、銷售的，月薪2000元到1萬元都有；還有在做投資的女生，每月工資輕松過萬；還有領著每月1000元左右補貼的大學實習生。
有人上夜班，有人一大早起床趕地鐵，“大家上班時間都錯開了，所以顯得也不是那么擁擠”。
那個做投資的女生是北京人，家住得遠，平常談生意都在這附近的商圈或辦公樓里，干脆租了個鋪位，偶爾趕不及的時候來住住。
許多求職公寓聲稱須查看大學畢業證才能辦理入住，但事實上，登記身份證就夠了，有的連租賃合同也不用簽。
金麗住進某男女公寓的第一天，房東登記了她的身份證，和她簽了合同，一張打印的A4紙，“上面寫著房費押金和雙方要遵守的一些規則”。
在這間公寓里，每天都有很多人進進出出，上下班的，看房子的。房東并不會太關心租客們的一舉一動，唯一的條件是每月準時交房租。
趙蔚剛來的時候一次性交足了三個月的房租，三個月后，她開始每個月交一次。“最近經濟有點拮據，每個月可能連3000元工資都領不到了。”趙蔚說，“而且誰知道哪天有什么情況呢。”
交房租的方式很新潮——微信轉賬。房東只有在催房租的時候才會偶爾過來一兩趟，“她一般都不來這里，還有別的生意要做。”4人間的阿姨說。在這住了兩年的李姑娘插話，房東是東北人，以前有三套公寓出租，現在只剩兩套。“還有一套是大房東收回去了，不租了。”
群租的生活總有很多不便，比如趙蔚和她的室友常抱怨房間離衛生間太近，“睡覺、起床都會聽到水嘩嘩的聲音”。
相處也是件麻煩的事情，“那么多女生，每個人性格都不一樣，碰到特別合不來的就慘了。前幾天剛住進來一個女生，當晚就和住在這的一個人吵架了。”原因是有人挪動了她剛搬進來的行李。
“再有就是蹲馬桶的時候，”趙蔚說，“你剛坐上去，就有人進來催你了。”
晚上9點到10點是李倩認為的“最恐怖”的擁擠時間。一天晚上她們調研回來，想去衛生間洗手，卻發現不到3平方米的衛生間已經站了5個人：一個人在內側淋浴，一個人坐在馬桶上和面前等待的一個女生聊天，還有兩個女生占著洗手池。“二三十個人共用一個衛生間，實在是太恐怖了。”李倩說。
此外，使用公共物品時，“大家都不是很愛惜”。廚房的冰箱是所有租戶共用，“里面什么東西都有，前幾天還發現了蟑螂”。廚房里有一個3米長的灶臺，上面擺滿了廚房用品，其中有四個大小不一的電飯煲，兩個鍋。
太臟了，“不知道多少人住過了，廚房和廁所都很臟，以前的人留下來的盆盆罐罐都塞在那里，洗手間看起來黑乎乎的”。張羽顯然比趙蔚更介意一些。
她甚至從來不用廁所和廚房，“我從來不坐上去，一般在單位上完廁所再回去。”“誰知道有什么傳染病啊，”她也曾動過要自己做飯的念頭，但還是“當即打住，也不可能購置鍋碗瓢盆太多，劃不來。”
混亂的公共設施偶爾會引發她們對于安全問題的擔心。幾乎每個上鋪床邊都搭著一個電插排，“這里的插排從來不拔下來。”趙蔚說。在衛生間，還擺著一個吹風機，天天接著電源，“那可是有水的地方啊，得多危險”。
住在這里的人生活也充滿著緊張，幾乎每棟求職公寓的大門后都貼著一張或幾張字條，上面寫的大多是禁止帶外人進入，不隨意開門。
“每當蹦出關于群租公寓的新聞我們都會很謹慎，”四人間的阿姨說，“但凡敲門都要問清楚是誰，就怕有人來查，我們就沒有地方住了。”阿姨住在這里的近三年期間，她并沒有遇到過查房的人。
有人把這里當成家，但對更多人來說只是一個過渡
很多人已經開始習慣這種生活，也許像官網上寫的，“已經對這個‘家’產生了感情”。 趙蔚不忙的時候，也會和這里的同事一起聊天，用廚房做飯吃。
住在這里兩年的李姑娘收入不錯，但并不愿意搬走，“一個人住多不安全，這里好歹相互有個照應”。一位在北京工作了近10年的女生半年前住了進來，“一個人住太孤單了，一起住還有人說話”。
海南某高校畢業的朱瑤大部分時間都在找工作，每天一大早出門，到北京各大高校參加招聘會或者面試。面試后，朱瑤開始在網上搜尋各處的房子，“求職公寓只是我用來過渡的一個住所，主要還是想找單位附近的房子住”。她晚上10點多才回公寓，“快速收拾一下就上床，因為房東規定11點以后就關燈且不能洗澡”。
在北京面試了四、五家單位后，朱瑤進入了某企業實習，并搬離了求職公寓，“我比較喜歡有自己的私人空間，和很多人住在一起要照顧到大家，不能隨心所欲”。
和她一起搬走的還有金麗。在順利進入某媒體單位實習后，她總覺得“男女混住多多少少有些不方便”，在外另找了一個價格貴些的單間。
剛來求職公寓的時候，張羽還會和同公寓的人相互閑扯一下，“你哪兒來的啊，在北京找工作還是實習？”但實際上，直到她快搬走，“我連她們的名字都不太知道。”
她記得同屋的一個姐姐，做動漫設計的，工資有8000元，“我實在不明白她有錢了為什么還住在這種地方”。
離開公寓后，張羽偶然點開了那位的朋友圈，看到的卻是一根拉黑的直線。“這直線就像我在北京的那段日子，一片空白的意思吧。”她有些遺憾，“雖然大家都很努力地在這個城市打拼、尋夢，不過我從來沒有在這群年輕人身上看到‘我屬于這個城市’的幸福感。”
“他們當中很多人智商平平，家境平平，才氣平平，這樣的掙扎，我覺得就像給自己青春的一場名利謊言。”張羽說。
在北京打拼了4個月后，趙蔚現在覺得“心累”。每周與不同的客戶見面，隨時注意自己的言辭，“希望每一個客戶都能簽單”，而事與愿違，“社會就是和大學不一樣”，即便客戶不錯，還得提防自己的同事，“勾心斗角的事情常有”。最讓趙蔚氣憤的是，有一次原本屬于自己的業績卻都被領導判給一個同事，“我在經理面前哭了整整一天，他就看著我哭”。
萬琳在北京常感覺“不知道該怎么融入這座城市”，“家鄉人都說方言，親切，在客戶面前，說普通話的時候我偶爾會流露出一絲膽怯”。
她不喜歡現在的工作，辛苦，也沒賺到錢，看不到未來。“在北京，很多事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我也要為自己考慮，不能讓我的青春就這樣白白給了這座城市。”
“現在覺得北京也就不過如此，除了機會多也就沒其他的了。”趙蔚搖了搖頭，“我想我在北京也不會長久待下去，但對于現在的我來說，還是先好好做這份工作。”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實習生 歐陽方星 本報記者 高四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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