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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知幾《史通》

“自掌史東觀十有七年，歲序徒淹，勤勞莫著，不能勒成大典。” ——吳兢

“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后來。” ——劉知幾

“人無奮志，治功不興，國俗民風，日就頹敝……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海瑞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陶淵明

海瑞祠

◎雍宛涼

伴隨著河南女教師“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辭職信的走紅，與辭職有關(guān)的話題日趨熱門，一度高居大眾話題的頭條。如此優(yōu)雅又率性的“說走就走”，羨煞了諸多在工作中累成狗卻不得不為了房貸、車貸和孩子奶粉錢忍氣吞聲的勞苦大眾，這封信也因此被冠以“史上最具情懷辭職信”的美譽。

其實，歷史上像這樣有情懷的辭職信不勝枚舉，古人撂起挑子來，那才一個個都是瀟灑而任性的范兒呢。

說到古人辭職的代表，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了。這陶淵明可謂是“辭職專業(yè)戶”，一生辭職多次，簡直把官府當旅館，每次都呆不了多久就掛印而去，不愧為辭職界的翹楚。

要說陶淵明也是出身名門，曾祖父陶侃是戰(zhàn)功赫赫的兩晉名將，死后追贈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亦為地方大員，母親是名士孟嘉之女?？上У搅颂諟Y明這代，家境沒落，所以他最早出仕當官為州祭酒，做州的文職公務員，乃為生活所迫，目的在于掙工資維持家用。然而很快他就受不了繁復的文書工作，辭職回了家。

不久，州里可能看在他是“官三代”的面子上，又召他來做主簿，他連赴任都懶得去，直接推掉offer，在家閑居。一年后，陶淵明入桓玄幕府，但翌年就因母喪回家丁憂，再一次辭官。等到三年服喪期結(jié)束，雇主桓玄已因謀反被誅，陶淵明的第二次出仕也因此不了了之。隨后，他雖然又先后做了鎮(zhèn)軍、建威二將軍的參軍，但此時詩作中“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始作鎮(zhèn)軍參軍經(jīng)曲阿作》）、“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jīng)錢溪》）等詩句，已透露出他對政治的厭倦。沒過幾年，他的上級建威將軍劉敬宣“自表解職”，陶淵明也就坡下驢，跟著老板辭官歸田。

數(shù)年的仕宦生涯，使當權(quán)者也多多少少耳聞陶淵明的名聲。辭職后沒多久，陶淵明收到了彭澤縣令的任命書，猶豫再三，他決定再嘗試一次踏入官場。然而很快，詩人發(fā)現(xiàn)自己還是不能適應那里繁雜的政務和森嚴的等級，在一次接待上級監(jiān)察官督郵的活動中，他因不愿卑身事小人而發(fā)出“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的豪言，任性地解印去縣，并賦《歸去來辭》表明心志，表達了對自己過去屢次身陷碌碌仕途的否定和追悔，決心從此以后歸心三徑，不問世事。這是陶淵明最后一次辭職，也辭得最為徹底。是后，陶淵明一直歸隱田園，盡管不乏友人的推薦和朝廷的征召，但他始終沒有再離開過那片松菊，即使生活困窘，也怡然自得。

如果說陶淵明的辭職是為了追尋遠離俗務的田園山林，那劉知幾和吳兢的辭職則是為了更好地在政壇之下完成自己的理想，因為政治的黑暗阻礙了他們抱負的施展。

二人都是在唐代官方修史機構(gòu)史館中工作的杰出公務員，曾合作修撰唐睿宗、武則天、唐中宗三朝實錄，是志同道合的同事兼好友。劉知幾出身書香門第，兒時父親為他講解《古文尚書》，劉知幾對其中枯燥的治國之道頗不耐煩，唯獨對史書《左傳》情有獨鐘，父親知其興趣在史學，便允他通覽群史，并引導他閱讀和思考古代著名史家的史論，培養(yǎng)他的文史之才。這造就了少年劉知幾超越常人的豐厚學養(yǎng)和敢于質(zhì)疑的學風，讓他在步入仕途后很快就嶄露鋒芒，成為頗受朝廷器重的史臣。而小他九歲的吳兢，雖然缺少劉知幾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但從小立志貫知經(jīng)史，勵志勤學，受到宰相魏元忠、朱敬則的賞識，被推薦到史館工作，成為劉知幾的同事。

本來，兩個熱愛史學的青年進入國家權(quán)威的歷史編修機構(gòu)，應該是志得意滿，躊躇滿志，希望在此大展宏圖的。不幸的是，彼時的史館已不再是干凈的學術(shù)機構(gòu)，它已沾染了太多當時官場中不良風氣。監(jiān)修主管對史官的工作指指點點，要求修成的史書為當權(quán)者隱惡揚善，這違背了劉知幾、吳兢這樣正直史家的心靈底線和著史原則；高層的政治斗爭也蔓延到原本清凈的史館中，同僚之間爾虞我詐，庸史之才荒廢本職而以鉆營升官為務。如此的烏煙瘴氣，讓劉知幾和吳兢越來越感到不適和厭煩，曾經(jīng)懷有的治史理想，在這里被壓抑、埋沒，那支原本應當持公執(zhí)正的董狐之筆，不得不服從統(tǒng)治者的意志，流淌出隱諱不實的文字。這般現(xiàn)實讓二人絕望，他們回顧自己的出仕生涯，發(fā)現(xiàn)竟無一件可圈可點之作，不禁悲愧交加，憤而辭職。二人都在辭職信中表達了自己掌史多年卻一無所成的義憤與無奈，希望能夠離開這片污濁的空氣，去追求自己曾經(jīng)干凈純潔的治史理想。

然而，二人畢竟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朝廷沒有批準他們的申請。劉知幾因在辭職信中歷數(shù)了史館眾多弊病而傷害了某些顯貴之人的利益，日子愈加不好過，他索性退而私撰《史通》，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史學理論的煌煌巨著。而吳兢，在第一次辭職未被批準之后又三次上表，以父喪為由堅去史職，終獲允許。與此同時，吳兢也和好友劉知幾一樣，私撰本朝國史以實現(xiàn)自己作為治史者的追求。他的著作，成為后來編纂《舊唐書》的主要史料來源之一，為后人了解客觀真實的唐代歷史打開了一扇窗口。

相比于陶淵明的逃離世俗，劉知幾、吳兢的追隨理想，明代大清官海瑞的辭職就頗有些賭氣的意味。他因得罪了同僚而遭到彈劾，為自保也為表達不滿，憤而告病辭官，但即使是這樣的“戰(zhàn)略性撤退”，海先生也不忘在辭職書里大發(fā)牢騷，痛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把朝官群臣一個不漏地罵了一通。

海瑞為官歷嘉靖、隆慶、萬歷三朝，是個著名的清官，深受百姓愛戴，卻被不少官員豪強所忌憚。他的這份辭職信《告養(yǎng)病疏》寫于隆慶四年（1570），當時，他在應天巡撫任上大力懲治貪官污吏，打擊豪紳富戶，損害了眾多權(quán)貴的利益，大家都恨他恨得牙癢癢。吏科給事中戴鳳翔就是這些銜恨于海瑞的人之一，他利用自己主管官員監(jiān)察的權(quán)力，上疏參劾海瑞“沽名亂政、大乖憲體”。海瑞雖然上了奏折為自己做辯護，但無奈當時他得罪的人太多，趁機落井下石者甚眾，朝廷抵不住壓力，只好下令改任他為南京糧儲。海瑞無法接受自己正直為民卻遭貶黜的現(xiàn)實，索性遞了封辭職信，說官場太亂，群臣皆庸，自己身體衰憊，還要回家侍養(yǎng)老母，不跟他們玩了。

這篇“大放厥詞”的臨別宣言，一竿子打死了整個大明王朝的上層階級，看似驚世駭俗，然對向來敢于犯顏直諫的海瑞來說，也無足為怪。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瑞在福建南平縣當教諭，職位也就相當于縣級中學的老師，曾有上級督學官來視察工作，海瑞和兩名同事前去迎接。見到督學，其他二人都俯首跪地，唯獨海瑞站得筆直，面對督學的訓斥，他不卑不亢地說：“這里是教師教育士子之地，教師應保有自己的尊嚴，不能向上級下跪。”這件事讓他獲得了“筆架博士”的雅號，但也開啟了其為官頻頻觸怒同僚而遭人嫉恨的先例。

不久，海瑞獲得升遷，隨后又屢次調(diào)官，但無論身任何職，他始終不畏強權(quán)，對政治的丑惡常常正言怒罵，有犯無隱。最名震天下的一次是他竟然向嘉靖皇帝上了《治安疏》，直言不諱地指斥嘉靖崇奉道教，不務政事，迷戀修仙煉丹，導致綱紀敗壞，人民倒懸。如此赤裸裸的批評令嘉靖皇帝勃然大怒，也讓海瑞身陷囹圄，命懸鬼門，幸虧適逢新帝即位才僥幸獲釋，撿得一條性命。然而，這場牢獄之災并未讓海瑞學會審識時務，因為官耿直、犯顏直諫而在宦海起起落落對他來講早已司空見慣、稀松平常，正是這樣剛正不阿的性格，才孕育了那封罵遍朝野的辭職信。之后，朝廷應允了他的辭官請求，海瑞回到瓊山老家候調(diào)。

萬歷十三年（1585），張居正被清算，73歲的杖國老翁海瑞借此倒張風潮再次走上了政治舞臺。他原本是滿懷希望復出的，期冀新君能夠支持自己實現(xiàn)十五年前未完成的懲奸除惡的政治夙愿，誰知當權(quán)者只是“維公祖久居山林，與圣朝為闕典”，他僅僅是一個標簽，一面旗幟，一個裝點門面的政治花瓶。海瑞終于明白了，他與這個仕宦紅塵終究是格格不入，遂又先后七次提出辭職。此時的辭職，不再是之前的任性置氣，而是真正對這個腐朽昏暗王朝的絕望。滑稽的是，真心想要回頭時，卻又不能瀟灑離去，海瑞的辭職申請無一例外被打回。兩年后，這位曾經(jīng)被稱為“海青天”的老先生，在寂寞中悒悒而逝，真正離開了帶給他無限成敗榮枯、悲憤悵然的官場仕途。